2月26日，“香港绿色科技论坛2024”为首届香港绿色周揭开序幕。现场不少香港初创企业参会人员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期待能够在内地寻求场景和供应链合作。也有一些来自国际和内地的绿色科技企业期待能够在香港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并通过香港走向内地和全球市场。
　　香港绿色金融协会主席、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绿色科技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国际合作空间。单就香港本地而言，从现在到2050年，香港累计绿色低碳投资需求将达到5万亿港元，如何利用本地的投资需求来孵化本地的独角兽企业，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此外，要考虑如何让香港成为中国绿色企业出海和国际绿色科技企业拓展中国市场的窗口，如何让香港充分发挥超级绿色联系人的功能达成共识，解决这些问题会更有利于香港特区政府下一步形成更加具体的发展绿色科技的政策措施蓝图。
香港构建绿色科技生态圈的优势所在
　　证券时报记者：绿色金融在推动香港绿色科技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您认为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是如何相互促进与高速发展的？
　　马骏：香港在去年预算案中首次提出要打造成国际绿色科技与金融中心，计划提出正当其时，也将为香港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注入新的、巨大的动力。
　　首先，推动绿色与低碳发展，落实《巴黎协定》是全人类最强的共识，在这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推动香港利用全球技术和资金，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有巨大空间。
　　其次，香港有较好的绿色金融市场基础，截至2023年9月30日，获香港证监会认可的ESG(环境、社会及管治)基金共有200多只，管理资产总值达1590亿美元，在香港安排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券总额占亚洲市场超过三分之一。但是仅靠传统绿色金融工具，是支持不了绿色科技发展的，比如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其投资人无法容忍较大的风险，所以需要在新的绿色金融工具方面有所突破，一定要引入PE/VC这种长线资金，并且能承受一定风险。此次论坛我们也在探讨一个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能否成立一个母基金，用母基金的方式来培养更多本地GreenTech（绿色科技）的PE/VC基金，扶持绿色科技企业。香港需要一些更聚焦的以推动绿色科技为主的资金来源。
　　第三，香港确立了在2050年实现本地区碳中和的目标，早于内地2060年目标10年，所以应该可以在清洁能源、储能、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技术领域提早布局。香港绿色科技的需求是巨大的，我的研究团队最近刚做了一个预测，即在未来27年当中，香港的累计绿色低碳投资需求将达到5万亿港元，这个巨大的需求将反过来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的发展。
　　第四，近年来全球绿色经济迅速发展，对绿色科技的需求将与日俱增，香港可以成为中国绿色科技企业出海的桥梁。由于香港的许多市场规则本来就是沿用OECD国家的惯例，中国内地企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在香港的场景中落地之后，就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所认可。因此，内地绿色科技企业可以通过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合资公司，然后以香港品牌对接国际市场，包括欧美、东南亚和中东市场。
　　第五，中国内地有巨大的碳中和场景，香港也可以成为外国绿色科技企业开拓内地市场的桥梁。香港可以用其开放的资本项目、法制化的商业规则、国际化的人才、优惠的孵化政策等优势，加上与内地大企业和场景对接的便利，吸引一批国际绿色科技企业在香港落户，并以此为基础开拓内地市场。
政府引导构建场景，培养一批绿色独角兽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构建国际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中心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马骏：我认为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在绿色领域构建场景要素，这是相对于资金要素、技术要素、人才要素更加重要的一个要素。举例而言，香港目前的各类交通运输工具主要还是以燃油和天然气为主，清洁能源占比不高。其实国内有些城市的新能源车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但香港在这方面场景构建才刚刚起步。另外，国际上开始讨论的零碳航空和零碳海运目标，也意味着香港的航空、船运、机场、码头等领域可以创造出许多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可以应用的场景。
　　就以新能源车为例，这个市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一个绿色生态圈，它必须要由政府主导设定目标，规划在多少年之内要把公交车、政府公务用车全部变成新能源交通工具，制定逐年新能源私家车的渗透率，定完目标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落地。这个新能源公路交通的场景构建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如何生产或进口电动车，用哪些政策鼓励购买电动车，如何保证充电桩的合理布局，如何处理和回收电池等；也会涉及到要买多少氢能巴士，谁来运营，如何生产或采购绿氢，如何储氢，如何运氢，建多少个加氢站，建立哪些安全运行的标准，这些场景、规则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需要政府推动、组织、协调。有了这些场景以后就会有对落地香港的电动车、电池、充电、电池回收、氢能产业相关制造、氢气储运、加氢等领域的绿色科技的需求，从而培育和孵化一批绿色科技企业的成长。
　　香港还有一个巨大的场景就是四万个楼宇的零碳改造。建筑物是香港碳排放的最大单一来源，这些建筑物的碳排放量约占香港碳排放总量的60%，所以建筑碳减排是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而这也成为不少绿色科技企业的关注点。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绿色建筑标准、激励机制、示范项目，结合转型金融工具创造出一系列场景，来推动屋顶光伏、新型的建筑材料、装配式建筑技术、AI为基础的智能管理系统、新型的BIPV技术、热泵系统、建筑储能等技术在香港的落地。
　　要构建有利于绿色科技企业发展的场景，就需要改变目前的许多规则，以鼓励绿色技术创新。比如，如果政府建筑物要做节能改造，按照目前“安全”、“不出风险”为导向的原则，自然就倾向于采购一些外国的成熟技术和服务，虽然很贵，但决策者不会为采用新技术出故障而承担责任。但如果这种规则不做改变，即使有万亿的绿色采购需求，恐怕也支持不了几个创新科技企业。政府和业界有必要反思一下，哪些规则阻碍了新技术和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应该如何打破。还可以考虑引入绿色技术性能保险等工具，来帮助技术采购方规避新技术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
　　如上所述，未来27年，香港可能累计产生5万亿港元的绿色市场需求，如果本地场景构建得好的话，上万亿的订单可以用于支持一批绿色企业，可能会培养出很多本地独角兽企业。
加强协同，辐射带动湾区绿色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发展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有何积极影响？
　　马骏：在绿色领域我国已经形成了三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新能源设备、电动车、电池。但它们都面临着如何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是不行的，因为产能已经超过国内需求，而香港就可以成为这些企业向全球拓展市场的一个窗口中介。
　　这次香港绿色科技论坛上，来自全球50家涵盖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循环经济、绿色建筑、低碳材料、碳捕集等多个领域的企业在论坛现场集中亮相，其中来自广东的企业超两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科技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不少拥有成熟技术的绿色企业，期待通过香港打开国际市场。
　　这些国内的绿色科创企业要出海，可能面临对海外市场不熟悉，包括融资、国际标准、如何披露等问题。而香港有比较成熟的相关方面的服务体系，可以帮助内地企业提供更符合国际标准的解决方案，也能推动企业在产品研发阶段就考虑与国际市场对接。此外，内地企业有了在香港落地应用的背书后，会更容易进军国际市场。
　　此外，海外的绿色科技企业如何进入到国内市场？比如欧洲有些绿色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本国市场规模很小，单位成本就会较高。如果通过香港能够对接到大湾区的一个有规模的场景，跟香港的公司在大湾区成立一个合资公司，然后在大湾区进行展业，就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国内市场。
　　几年前，香港绿色金融协会联合广东、深圳、澳门等多个绿色领域的行业协会，共同发起了 “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的合作机制。这个机制下建立了许多工作组，正在帮助企业进行国内外市场、技术和资金的对接。包括按照国际标准来支持相关项目的设计，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融资。
明确界定和披露标准防范假转型
　　证券时报记者：转型金融是否能有效避免企业的洗绿行为？
　　马骏：洗绿概念是从过去绿色金融的讨论当中演化出来的，是指有部分企业拿着绿色资金做不绿的事情。在转型金融领域中，我们用一个新的词表达，即假转型。假转型风险，指的是部分号称要做转型经济活动企业到金融机构获取转型融资，但最后却没有实现承诺的转型目标。
　　为了防范假转型活动，必须要对转型活动有比较明确的界定标准和披露要求。我认为，这两项是防范假转型最主要的制度安排。其中，界定标准在中国语境下主要指的是转型目录，它是一张大表。比如，包括湖州、重庆、上海、河北等七个地方政府都已经推出了各自的转型目录。这些目录都是以表格的形式呈现，这张大表里面按照高碳行业来分类转型的经济活动。湖州去年7月份发布的湖州版转型目录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其总共106项技术路径，都是政府认可的转型活动。如果在这个表里面去找转型活动，通常假转型的风险会比较小。但目录还不足以成为防范洗绿的全部要素，除了目录之外，还必须辅之对转型主体的披露要求，即要求转型主体必须要披露有完整的企业层的转型计划、科学的短中长期减排目标、碳排放数据、监测体系、治理安排等。
　　对已有目录的地方，当务之急是金融机构要建立运用目录来识别转型活动的能力，转型企业要建立编制转型方案的能力。对中央监管部门来说，应尽快出台覆盖全国的转型金融目录，以免出现过长时间的“标准真空”。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